足球有几个红牛？
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足球决赛，24名意大利运动员在比赛进行到36分钟的时候集体出现了中毒现象，最终10人作战的意大利队以3比1战胜了东道主 Mexico 。事后调查认定是东道主墨西哥为增加湿度而人为喷洒化学物质引起空气中化学物质含量过多导致球员中毒，这场比赛也被称为“臭名远扬”的比赛。
这次事件使得国际足联和奥运组委会对赛场内使用化学制剂加以限制，但是并没有禁止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兴奋剂(或禁药)，只是通过一些技术上的规定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例如要求运动员每场比赛都要携带尿样以备检测，检测结果要在赛后72小时内公布等。此后又陆续发生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兴奋剂事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德国男子体操队拒绝参加反对美国入侵伊朗的抗议活动而被取消参赛资格；法国女子体操队因为服用违禁药品被剥夺奖牌并被禁止参加次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男子体操队因服用了兴奋剂而被处罚禁止参加下一年度的世界大赛。
1985 年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机构发现英国自行车选手使用类固醇，并怀疑其教练也参与其中。
1988 年韩国汉城奥运会上，美国游泳选手本·怀恩塞德的尿样被查出含有可卡因。
1990 年世界杯赛上，阿根廷门将戈耶切亚因服用兴奋剂被罚出局。
1993 年世界田联宣布禁赛德国短跑名将本哈明-迪克，理由是他涉嫌在赛内及赛外用兴奋剂。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意大利射击队因为使用违禁药物而被禁止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005 年国际泳联宣布禁赛俄罗斯游泳名将维克托-阿德格尼斯两年至2007年年底，他在赛内服用兴奋剂被检出含有类苯丙胺成分； 同年国际足联宣布禁赛法国球星齐达内半年至2006年1月17日，原因是在欧洲杯半决赛中他因为用头部顶撞对方后卫马特拉齐而被罚下场; 在2006 年世预赛中对阵科特迪瓦时齐达内在最后时刻再犯此错，终被国际足联禁赛一年。
当然以上都是比较著名的禁药案，还有许多小案例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提到的禁药除了少数之外（可卡因、类苯丙胺）其余基本都属于兴奋剂禁用清单A组（详见《体育竞赛中禁用药物目录》（2014版）），即“精神刺激剂”，这类物质虽然作用机制各异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兴奋效果且大多无副作用，因而受到运动员青睐。同时，也有部分属于B组的β-阻断剂，它们与A组的兴奋剂合用会产生“协同效应”使兴奋性加倍。目前最流行的毒品正是这些“精神刺激剂”也就是俗称的“合成毒品”，因此才会有“足球有几个红牛的”这个问题。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禁药监测手段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兴奋剂的检测也越来越全面和敏感，曾经让许多冠军名宿翻车的“老禁药”都已难躲过法眼。相比之下一些新出现的药物却并未进入监控范围从而给运动员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中就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中的“脑蛋白水解物”。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该药物到底是“老禁药”还是“新禁药”呢？它是否真的在赛场上被广泛使用呢？